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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中王心水特码资料 www.04949.com 三出江湖??傅衣凌先生和研

原标题:三出江湖??傅衣凌先生和研究生们

前些日子,杨国桢先生在2018-06-10“澎湃新闻”上发表了《重出江湖:1973年与傅衣凌先生同行》的纪念文章。杨国桢老师写道:“1972年10月,厦门大学文史系解散,复办中文系和历史系。陈在正任历史系主任,招收普通班工农兵学员30人,定学制为三年。1973年1月,工农兵试点班学员学完二年后毕业。重建的历史系如何‘以社会为工厂’办下去,是一个大问题。这个问题不仅厦门大学如此,其他学校也同样感到迫切,因此纷纷派教师到各地高校串联‘取经’。在这种形势下,厦门大学决定派傅衣凌先生、柯友根先生和我到各地学习考察,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‘周游列国’。……傅先生重出江湖,是历史系的金字招牌;柯友根是地下党出身,能言善辩,是交际的高手,负责对外联系;时我方过而立之年,文笔敏捷,负责记录和整理汇总信息,向校、系书面汇报。而我们则不辱使命,出色完成任务。”
杨国桢先生文中所记是1973年的事情,其时我还在部队服兵役,无缘获见老师和学长们的风采,时时感到遗憾。不过还好我于1976年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、作为最后一届的“工农兵学员”,在1977年3月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,这样也算附上骥尾,当上了傅先生的“广义”上的学生。
我一拿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尚未入学的时候,许多热心人就告诉我,厦门大学历史系有所谓“傅韩”的两张金字招牌,傅即傅衣凌先生,韩是韩国磐先生。听了热心人的介绍之后,自己就感到有些洋洋得意起来,原因是自揣不是读书的料子,“工农兵学员”的名号已经不再吃香,成了“恶谥”。日后不成材、万一遇到刻薄的人挖苦我们“工农兵学员”,我可以搬出“傅韩”的金字招牌,抵挡一阵。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,就是“拉大旗做虎皮了”。

本文作者陈支平教授
由于有了这种不足为训的“未雨绸缪”的心理打算,我从入学这天时就比较用心打探傅先生和韩先生的轶事传闻。其中打探到的一条最重要消息,是傅衣凌先生于1975年退休了,听说还准备回到老家福州去安度晚年。这让我很惊讶:其时在大学里尚无明确的退休制度,七八十岁未退休的老教师比比皆是,而且“老教授”似乎是愈老愈宝贝,从当时的电影中看到,厉害的老教授,非得随身带上降压药、救心丹之类的东西,就显得气派不够。傅衣凌先生年方六十有余,何至于就匆匆退休赋闲在家?
兹事体大,我得赶紧深度探听原由。经过多方的消息证实,原来傅先生的二公子在深山插队很多年,一介书生的傅先生,实在没有本事给儿子“走后门”,致使二公子在深山滞留不得回城。幸好此时有了好政策,说是在职的国家员工,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,让插队久久不能归来的儿子们“补员”回城。万般无奈之下,傅先生办理了退休,二公子因此“补员”回城,在厦门大学食堂卖稀饭。说到这里,我们再来温习杨国桢先生的文章,傅先生于1973年“重出江湖”,看来只在当时晃荡的大学的江湖里厮混了两年多,两年多后又退出江湖、金盆洗手了。
说来还是我的运气好!傅衣凌先生第二次退出江湖不到一年,时风丕变,天安门广场多了一座“毛主席纪念堂”,供亿万人民瞻仰,大学里的老教授们再度吃香起来。傅先生既然是金字招牌,那就不由分说,再一次成为厦门大学的正式教职员工。遵循杨国桢先生的算法,傅先生的这次出山,可谓不折不扣的“三出江湖”!
按照国内大学的学期制度,我的这届附上骥尾的“工农兵学员”班,本来是应该在1976年9月份同傅先生一道走上江湖的。但是据说国家太忙,不得不推迟到1977年3月入学。不过这样也好,老师先就坐,学生随后拜山门,也算是尊卑有序了。伦序既定,我戴上厦门大学白色的校徽,对外声称傅衣凌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,倒也没有太多的错误。只是那时傅先生的事务太多,教育部又把他放在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,连累得我进入学校一年半,连傅先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。
影子既然看不到,那还是来点耳食的吧。从比我长一大辈的学长郑学檬、杨国桢等老师那边听来消息,傅先生当上副校长之后,做了两件跟我有关的重要事情:一是向学校申请经费,经福建省省委宣传部批准,创办了季刊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。如今创办学术刊物,其艰难的程度犹如“难之上青天”。傅先生执风气之先,不失时机地创办了这样的刊物。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,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刊物。嘉惠后学,润物无声;睹物思人,可不慨叹思颂!

另一件事是据说傅衣凌先生从学校争取来了二千元人民币,准备于1978年春夏之交在厦门大学举办“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”。这个学术讨论会的名称现在看来有些拗口,但是在当时是很符合政治形势的,因为中央领导在许多场合呼吁“中国科学的春天”到来了,大家听到都很高兴,我们虽然是从事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的历史学,但是能够赶上“科学的春天”,也还是精神为之一振,学术讨论会加上这个时髦的口号,合时宜也。
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重要政治意义我当时还领会得不很清楚,但是它令我欢欣鼓舞的是终于可以见到傅衣凌先生本人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次学术讨论会得场面确实很大,堪称盛会。历史系办公室广发英雄帖,国内东西南北中的历史学同行纷纷响应,总共有一百数十人吧。比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林甘泉先生、副所长熊德基先生,也都联袂前来。会议规模如此之大,限于当时的条件,历史系的接待工作相当繁重。历史系的精英青年教师如郑学檬、杨国桢等,充当会议秘书;其他的老师,有的分工迎客接送,有的专司往返票务,有的则包干会场教室等等。我们这些本科学生,负责茶水供应。
说到茶水供应,严格说就是倒水给各位与会老师解渴。这项工作现在看来太平常,只要一个电话打给超市,超市立马送来一箱一箱的矿泉水,同学们只要把矿泉水安放在坐席上,就算完成任务。但是四十年前,这项工作却是相当的繁重而麻烦。首先必须给学校的相关部门领导呈送申请报告,批准之后打借条给学校食堂,暂借带有火苗的蜂窝煤炉若干座、蜂窝煤若干箱,铝质烧水壶若干个;那时喝水的茶杯也稀缺,代替茶杯的是饭碗200个。同学们与食堂管事清点交接完毕,把这些家杂搬到会场及分会场,在会场或分会场里找个合适的角落,起炉开火,烧水等候。会议开始之后,我们就提着里面装着滚烫开水的铝质水壶,逐一在老师面前分发饭碗,冲上热水。略过一些时间,估计碗里的水有所消耗,我们再逐一前往添加,绝不能让开会的老师们无水可喝、口干舌燥,影响他们的发言。
这项工作虽然繁琐,但是为我提供了与傅先生直接见面的机会。傅先生是主人,坐在主席台上。主席台上的开水更是不可缺少。我赶紧利用这一难得的倒水权力,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印有公鸡图案的饭碗放在傅先生的面前,再恭恭敬敬地斟上满满的一碗水。其时傅先生当然不认识我,只知道这是历史系的学生,他也就微笑向我点头致意。这个点头微笑让我大为满足,终于抚慰了我一年多来无缘获见的仰慕情愫。事过之后,经常还为此事暗自得意:根据民俗学家的论说,中国在3000多年前就有“敬茶拜师”的优秀传统。我的这次与傅先生的敬水之仪,虽然匆匆而过,但是颇为符合古意,可惜的是傅先生没有给我回赠《论语》、葱和芹菜一类富有寓意的东西。如果有,那我就真有向外炫耀的本钱了。
话扯的太远了,回到学术讨论会上。会场上各位老师的发言都是他们几十年来深切研究的精妙之语,但是以我的“工农兵学员”的樗栎之资,大多也消受不了。不过在倒水的过程中,南开大学王玉哲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。王玉哲先生发言的大意是:我是主张“西周封建说”的,这么多年来要我承认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交,我是死不瞑目!那个时候我年轻好奇少不更事,听了王玉哲先生的发言之后,第一反应是西周也好、春秋战国也罢,距离我们今天二千多年,那时是不是封建社会,关你王先生什么事体,何至于到“死不瞑目”的天地?但是后来我自己走上了从事历史学研究的道路,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师友们的熏陶,我才意识到王玉哲先生此言,饱含着他对历史学专业的执着和对学术真谛的无限热爱。本来,中国有没有存在过“封建社会”,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,这是一个学术问题,学者们是可以通过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式,进行自由讨论的,不同的观点也是可以共同存在的。但是不知怎么搞的,一个好端端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。王先生的学术观点,不符合时行的政治观点,备受压制,这也就难怪王玉哲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海边一隅的厦门,山高水深皇帝远,发出了自己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学术郁闷。这么多年来,我自己越是在历史学的道路上厮混,越是会经常地回想起王先生的这次发言,心中充满了对于傅衣凌先生、王玉哲先生等史学前辈的崇敬之情。
说到这次讨论会上各位前辈老师对于历史学的热爱,其实单凭从全国各地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位学者这一点,就足于证实。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的厦门,是名副其实的“边陲之地”,交通极为不便,不要说没有飞机通航,就是火车,最远直达的班车,是厦门往返于上海,时间长达四十个时辰。其他地方的学者要来厦门,非得经过多次转车不可,有时甚至需要火车、汽车、轮船、人力车并用。如果是西北地区、北方地区来的学者,需要辗转好几天才能到达厦门。听系里经管接待的老师说,有两位学者来到会场时,正好赶上讨论会的闭幕式,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更为严重的是,有位先生辗转颠簸到福建境内的三明地界,终于坚持不住,撒手归西了。我们这些同学在忙于烧水敬茶的时候,系里的老师还得派人赶去三明,办理丧事。事情虽然很让我们大家遗憾悲伤,但是史学前辈们对于历史学的执着追求精神,使我至今难于忘怀。
“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”结束之后,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傅衣凌先生。一方面是自己来厦门读大学,全凭运气所赐,中学时段只入学一年多,接着是做了七年农民、三年服兵役,自忖“学无根柢”,不便在“学问”上凑热闹;二是傅先生实在太忙,副校长之外,又是全国政协委员、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等一大堆头衔。既然我拜见傅先生的好奇心已经得到满足,也就不好无端去骚扰他老人家。偶然听到的消息,是教育部布置在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,傅先生和韩先生即“傅韩”二人一道挂起招牌,开始招收“中国经济史”方向的硕士研究生。但是这种事情于我实在过于遥远,我也就不予关心了。

1979年5月的一天晚上,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来到我们的宿舍,对我们做起思想工作。说的是傅先生和韩先生,是国内著名的史学权威,自从去年开招硕士研究生,总共招得5名,韩先生两名,傅先生两名。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谢国桢先生极力推荐,从历史研究所那边转来一名,傅先生招得三名。这些第一批的学生,或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及之间就读大学而矢志从学的“好学”之士,或是家学渊源、门楣书香的优秀子弟。一听到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,立即负笈前来、义无反顾。可惜这样的读书种子所剩无几,到了第二次即1979年挂牌招生的时候,傅韩二人竟然只有一名考生报名,这让系里的领导们很为难。无奈之下,系里的目光转到我们这些难于入流的“工农兵学员”身上。总支书记谆谆教诲:我们知道你们的底子差,考不上。但是为了让傅、韩二位先生脸面上过得去,你们还是前往招生办踊跃报名。至于日后考不上,你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包袱负担,二位老先生那边也能理解。
领导的话说到这个份上,我们还有什么好迟疑的!“工农兵学员”虽然出自三教九流的门下,读书的底子有些问题,但是普遍有着“一不怕死、二不怕苦”的革命精神。在总支书记的激愤之下,我们班里连同我在内共有六位同学,一起报了名。两个月之后,我们六人照例一本正经地进入考场,涂鸦一番之后,兴高采烈地走出考场,大家感觉了结一番少有的壮烈义举,各自散开。
再过两个月,9月份的一天,总支书记满脸笑吟吟地把我请进办公室,庄严地递给我一份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,一面向我表示祝贺,一面向我表示感谢。说是幸亏我去参加报考,连同之前报考的一位“文革”中间毕业的大学生,今年正好录取两名,傅先生和韩先生各取一名,我跟傅先生读明清经济史,另一位谢重光同学跟韩先生读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,终于凑成大吉大利之数。
这个结果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我出自农家,之前所谓读书的时间,还没有不读书的时间长。侥幸进入大学之后,最大的愿望是分配到一个好工作,做好一名“国家干部”;再就是赶紧找到一位吃商品粮的女伴侣,成家立业,对自己、对父母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,都有一个比较说得去的交代。这下乱了套,六合彩宫网 全程无法人为删改数据,原先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,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片迷茫,只能重新规划了。
那个年代考上研究生,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花俏想法,既然读了研究生,那就准备读书“做学问”吧。不像现在的报考研究生,也许是受到“文化多元”的影响,有工作不如意改读研究生的,有大学毕业一时找不到可意的工作而报考研究生的,有为了从政为官报考研究生的,有为了经商发财报考研究生的,有为了博得女朋友欢心而报考研究生的,有为了父母亲戚朋友报考研究生的,可谓应有尽有。我招收过几位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台湾籍的博士生,我不免好奇问他们:台湾不承认大陆大学的博士、硕士学位,你们年龄也不小了,你们攻读博士学位为哪般?他们的回答更是令人感到英奇高格,说是为自己的祖宗们读的,拿到博士学位之后,可以在自家的祠堂中挂上博士的匾额,光耀门庭。这种读博动机,真正是充满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宝贵气息了!
回到四十年前,那时考上研究生既然是要“做学问”的,我也只能静下心来,不去考虑怎么做好“国家干部”和讨老婆的事情,先把傅先生的门墙熟悉一下,以便今后有所识相、少失些礼数。
傅衣凌先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招过两位研究生,一位是唐文基师兄,福建省福州籍人;一位是蒋兆成师兄,浙江省杭州籍人。这两位师兄在“文革”前已经毕业参加工作,我是到了1978年傅先生举办“历史学科学的春天学术讨论会”上见过他们的。其时因为自己没有从事“做学问”的打算,也就没有与他们交谈,只知道这二位是傅先生“文革”前的研究生,都是南方人士,所操的国语普通话极富地方特色。我入学研究生后,论资排辈,除了傅先生是师尊之外,他们二位是同门之内我最需要尊敬的,必须赶紧了解他们的情况。唐文基师兄毕业后,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,但是听说师嫂特别眷顾老家福州,不久唐师兄也就从社科院调转福建师范大学工作,这倒方便了我,可以就近多多请教。蒋师兄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工作,由于他的语言极富杭州地方特色,弄得他给本科生上课时,师生之间经常交通不畅。蒋师嫂同样是一位热爱家乡杭州的女士,不久蒋师兄也就妇唱夫随,蒋调转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。这就使得我拜见蒋师兄的机会没有唐师兄那么便利,曾经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见面,但是碍于双方的语言都是相当的奇特,我所遵循的兄弟孝悌之道,只能是多多鞠躬。而蒋师兄的应对之道,就是多多点头。

研究生李伯重、刘敏、陈支平等陪同云南大学李埏先生
接下来傅衣凌先生招收研究生,是到了1978年的秋季。此次傅先生和韩先生一道招收“中国经济史”专业的硕士研究生,共有五名。韩先生名下有杨际平师兄和李伯重师兄;傅先生名下有刘敏师兄(中国社科院转来,后来易名为“刘秀生”)、魏洪沼师兄和黄爱淳师兄。1981年这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时,杨际平师兄留校任教;李伯重师兄因为当时韩国磐先生还无法招收博士生,与刘敏师兄转到傅衣凌先生名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,成为厦门大学也是中国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后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。
1981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之时,从教育部到厦门大学,对于如何毕业以及授学位等事宜,都不是很清楚。1981年春季傅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,顺便向有些消息灵通人士打听如何进行这些事情。打听到的消息是:硕士学位的授予应该控制在50%左右。傅先生回校之后,据此办理。五位研究生,略为超过50%,也就是四舍五入,授予杨际平、李伯重、刘敏三位师兄硕士学位,魏洪沼、黄爱淳两位师兄,只好受些委屈,暂时没有授予硕士学位。不料傅先生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,才发现教育部并没有这种限额的规定,北京各单位绝大部分是皆大欢喜,人手一证。傅先生不免有些后悔,返校之后建议魏、黄二位师兄修改论文,等到第二年即1982年我毕业时一起答辩,补授硕士学位。但是事过境迁,黄爱淳师兄由于家庭的负担,无力返校重新答辩,最后的结果,是魏洪沼师兄和我一起答辩通过,于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。由于消息的误传,致使魏洪沼师兄落后了一年,与我同年,我倒沾了一点“犯上作乱”的便宜。

刘敏硕士答辩后与傅先生、师母的合影

这张照片是刘敏硕士答辩时照的,在专家楼。前排左起:社科院历史所曹贵林研究员,北京大学许大龄教授,傅衣凌先生,韩振华先生,陈璧笙先生。后排左起:刘敏,研究生科张科长,杨国桢,陈诗启,郑学檬。
1980年,即我考上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,国家忙于拨乱反正,百业待兴,报考研究生的生源依然是青黄不接,缺少我等这种不知深浅的愣头青的人物,因此这一年傅先生和韩先生都没有招到研究生。1981年之后,情景就不同了,1978年初入学的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陆续问世,有志青年所在多是,接下来报考傅先生和韩先生研究生的不乏其人。韩先生那边的我记得不太清楚,傅先生这边,硕士研究生共有陈铿(现在美国)、郑振满、徐晓望、郑志章、王日根、郭润涛、张和平。
1982年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,继任傅先生的学术助手。早先担任傅先生学术助手的先后有杨国桢老师和林仁川老师。八十年代以来,杨、林二位的学术生涯蒸蒸日上,不好继续担任傅先生的助手,由我继任。1984年春天,傅先生不幸染上胃癌,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李伯重、刘敏尚未毕业,我们也都不忍心向傅先生提出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要求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有一天傅先生和师母二人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跟前,要我速速到研究生招生办报名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。
我知道这是傅先生和师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,我除了默默感激、铭记五内之外,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。这样,我于1985年成了傅先生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研究生,在职攻读。我入学之后,傅先生的病情有所好转,第二年即1986年,陈春声、郑振满接着报考博士研究生。1988年春季傅先生的病情再度恶化,不久去世,博士研究生陈春声、郑振满和硕士研究生郭润涛、张和平四人,转到杨国桢老师的名下,先后获得博士学位。1987年初我被学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,傅先生从此不准备再招硕士生,这一年已经报名的刘永华,就转到我的名下,算是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。
从1979年至1988年,我跟随傅衣凌先生学习工作近九年时间。我最大的受益,是来自傅先生不经意的言传身教,而不是正儿八经的授课。傅先生是福州人,讲的国语普通话也是相当的奇特,一般的外江佬是不大容易听懂的。再加上七十年代后期傅先生三出江湖之后,各种工作实在太忙,又应邀到日本、美国等出访讲学,抽不出太多的时间给我们上课。累计起来,傅先生给我们几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授课的时间,不会超出一个月、十节课的光景。由于语言上的原因,傅先生授课的最大特点,是埋头念稿子;我们这些同学也是闷着脑袋,死命做笔记。过些年我帮助整理傅先生的书稿准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时,才发现他给我们上课时埋头念的是他的名著:《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》。
虽然傅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十分有限,他的福州方言口音我们也不能全部领会,但是他给我们的教诲,更多的是日常言行举止的精神表率,特别是他在晚年重病期间,还坚持学术研究工作,他的许多著名论述,如中国封建社会是弹性的社会,既早熟、又不成熟;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新的发展因素,但是强大的旧势力,死的拖住活的,使之难于顺利发展,等等,差不多都是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正式提出来的。去世前半年,他还请博士研究生陈春声帮助,撰写了《中国传统社会:多元的结构》一文,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整体发展道路,提出了足以振聋发聩于历史学界的全新论述。在这期间,每当我看到他摇晃那消瘦虚弱的身躯,交代我去图书馆查阅什么什么文献资料时,心里百感交加,至今无法忘怀。

1981年硕士研究生答辩时的旁听席。
我们今天回顾傅衣凌先生培育研究生独特的方式,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今天在全中国流行的培养研究生的模式。如今的培养研究生,是由教育部相关部门制定出来的程式化模式,全中国的导师和学生,是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,缺一堂课就有被追究责任的危险。我自己从1987年开始指导研究生,已经带了好几十名研究生,大概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吧,至今不肯老老实实地遵循教育部规定的教学程式来指导,尽可能少上一些课。好在现在年龄比较大了,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于惜老怜贫的好意,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从我的内心,我还真的怀疑:究竟当今的程式化培养方式,真的就比四十年前老师的言传身教更具科学性?
当然这种事情不是我所应该管的,还是回到当初我读研究生时的情景。由于当初是以“中国经济史”的名目招生的,所以除了傅先生授课之外,韩国磐先生也授课。记得韩先生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课,授课时间比傅先生长。韩先生的国语普通话比较纯正,同学们都听得明白。但是其时韩先生刚做过食道癌的手术,身体相当虚弱,食道切除一段之后,不够长度,把胃提到胸口的位置,容易受凉,须在胸口藏胃的地方特别加盖一块保暖小棉片。如此一来,韩先生的身体经不起长时间的讲课,每次差不多只能讲半个小时左右。韩先生住在鼓浪屿,距离我们居住的厦门大学本部有数公里,还得乘坐渡轮跨海才能达到。因此每星期到鼓浪屿上课,大家必须算好时间,共同进退。车船周转一下,一般都要到9点才能到鼓浪屿韩先生家里。韩先生是一位十分儒雅的学者,待客礼仪周全。我们一到,第一道程序是喝茶,师母捧上果盘,里面有饼干一类的点心。我出身于农家,吃东西至今还是走“猪八戒吃人参果”的路数。但是来到韩先生家里,不敢放肆,学习斯文,浅尝辄止。茶点完毕,韩先生再慢条斯理地讲授约半个小时。再喝茶,吃点心,同学们讨论讨论。如此几来几往,约摸有一个半小时了吧。我们告辞回校,韩先生照例要巍巍颤颤地送到门口。这样结算下来,一个学期韩先生的授课时间,大约十个小时。如今四十年过去了,韩先生所讲的内容,自然还记得不少,但是印象最深的,还是韩先生家里的茶和点心。
最后,我要补正杨国桢老师在《重出江湖》中的一点记述。杨国桢老师记云:“(5月)9日,傅先生先行乘火车到北京。……23日下午,访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。到中华书局拜访总编辑丁树奇先生时,本想打听《林则徐传》是否可以续写出版,不料他说‘文革’前签订的出书协议失效,颇为怅然。”杨老师这里漏记了傅先生的一本书。“文革”之前,全年绝杀一肖 白姐一码中特 党争、债务、袭击……巴基斯坦前总理,中国历史学界在翦伯赞、郑天挺教授的主持下,在中华书局出版了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》一套十余册,这套书堪称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,主编聘请国内在各个断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参与,傅衣凌先生负责明史部分,属于第八分册。1966年,傅先生完稿并交付中华书局编辑出版。可是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中华书局也是革命第一,编书先放在一边。几番“造反有理”之后,傅先生的书稿不见了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中华书局倒是依然认得此账,要求傅先生重新编写。当时人手不够,除了网罗杨国桢、林仁川二位之外,竟然把我也拉了进去。1983年我到沈阳参加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,顺道把一捆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》(明史部分)的书稿,交给了中华书局热情的林编辑女士。这次中华书局高度负责,不久把书印出来,可惜我把林编辑女士的名字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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